閻德學
  華東師範竹北房屋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學者
  中國外交需要站融資在整個亞洲安全格局的新高度,結束中日‘冷戰’狀態,改善中國周邊的外交和安全局勢。
  中日角逐的西裝外套負面效果
  中日usb角逐對當事國來說,弊大於利,對周邊國家乃至亞洲來說,更有百害而無一利,直接導致包括中日韓在內的東北亞地區無法建構穩定的安全機制,也使東盟處於兩難境地,並造成國家間安全競爭的螺旋式升級。
  中日兩國經濟總量差距不大,相互依賴關當鋪係越來越強,採用經濟製裁手段往往兩敗俱傷。譬如對日限制出口稀土,一度導致日本相關企業驚恐萬狀,但也讓中國稀土行業失去優勢的國際市場份額,還被控違反WTO的規則。
  中日兩國民眾彼此的不良印象超過90%, 直接衝擊著兩國關係中重要的民間外交,也說明兩國的民意基礎脆弱,多年積累的民間外交成果經不起某些政治家的言行衝擊。
  中日間的競爭使東盟處於兩難境地。東盟看重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戰略地位,願同中國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但中日角逐致使東盟主導的10+3機制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議(RCEP)的談判進程受阻,東盟不得不加強與日、美等其他大國的戰略合作,以抗衡中國在本地區,尤其是南海問題上的影響力。
  實際上,中日兩國在朝核和臺灣等問題上擁有共同的利益,甚至開始出現都以美國為對手的戰略性轉機。然而,由於兩國的直接對抗,不僅大量消耗著各自的財政支出,還給美、俄和中國臺灣造成安全和外交上頻頻得分的機會。
  日本“積極和平主義”是對美國的戰略憂慮
  有著長期執政經驗的日本自民黨在安倍組閣之後,被迫繼承野田政府的釣魚島難題,但卻沒有直面問題的癥結,而是繼續玩弄曖昧的“鷹派”民族主義和實用主義兩副面孔,採取“繞道中國開展對華外交”的政策。
  日本認為,釣魚島紛爭不易解決,需要採取繞道辦法,先鞏固日美同盟,強化同印度、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和東盟的關係,然後改善日韓與日俄關係,待上述關係取得進展之後再同中國談判。這種邏輯完全是“價值觀外交”的升級版,被媒體解讀為圍堵中國的“民主安全菱形”戰略。同時,中菲、中越南海領海主權和島嶼主權歸屬爭議產生的“共振效應”,也助長了日本大國化的底氣,誘使其採取冒險的“圍堵”中國的戰略。
  看到中國始終對日採取高壓態勢,安倍調整了外交政策,提出正視“現實問題”的“積極和平主義”戰略。到2016年為止,安倍內閣不再有選舉壓力,日本將誕生一個長期政權,因此該戰略將成為未來3年日本的主導對外戰略。日本今後的對華政策也將以“現實”應對“現實”。
  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實質是以中日對抗為表象的日美間游戲。當前,日本決策層對美國的戰略意圖和能力感到不安,對中美接近更加恐懼,希望向美國展示其戰略存在的價值。近期安倍將遍訪太平洋島國和非洲國家的“俯瞰地球儀”外交,也可以印證上述判斷。
  由於安倍政府始終不直面中日問題的癥結,不僅極大損害了中日關係,能否強化日美同盟也是一個大問號。不過,日本對美國的戰略憂慮,也為中日和解提供了某種契機。
  中日“冷戰”的根本原因來自日本內部
  對日本來說,政黨政治處於漂流期,政府頻繁更替,經濟社會發展乏力,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加劇了政府財政困難,福島核危機更是雪上加霜,導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對未來一片悲觀,整個社會內部處於一種焦躁不安的狀態。
  隨著第二經濟大國地位的喪失,日本感到“經濟外交”的優勢在消失,美歐變得不可看蟮鬧泄從⒃鞫袢氈盡R虼耍氈究釋吻咳說某魷鄭粗っ魅氈鏡那看蟛⒑次攔業淖鷓希謖庵智槭葡攏渭液駝程熱舯豢凵賢飩蝗砣醯拿弊穎亟ナд紊D切└搖胺藕蒓啊薄⑸⒉賈泄猜鄣惱禿兔教寰陀辛聳諧。髡哦曰押玫惱渭液蛻緇崛聳恐鸞ァ笆薄�
  日本的“被威脅感”特別強烈,有追求“絕對安全”的偏好,由此造成的安全困境又引發世界對日本的安全猜忌和軍備競賽的升級。
  安倍政府為減壓而造成緊張情緒的迅速外溢,很容易向周邊鄰國釋放其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信號,外界的反應繼而又讓日本國內感知到更大的壓力。於是,日本和世界陷入緊張情緒的惡性循環里,中日陷入“冷戰”也就不可避免。
  亞洲安全新構想更符合中國長期利益
  中國的對日外交是改善周邊外交環境重要的試金石和風向標。
  中國首先要反躬自問,包括朝、韓、日在內的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究竟需要中國提供什麼樣的公共安全產品,中國是否有意願和有能力來提供,需要設計何種區域安全架構來探討和實施。其次,要細化“陸上周邊國”、“海上周邊國”和“戰略周邊國”對中國都有何種安全顧慮,為何會有安全顧慮?在此基礎上再來設計中國的公共安全產品。為此,我們提出:
  第一,用非線性的新型國家間關係看待目前中日關係,強調國家間既競爭又合作的主體間性。
  第二,對日本、東盟國家和印度開展公共外交,提供公共安全產品,建構新型國家間關係。
  第三,加強中國軟實力的建設和價值觀的宣示,闡釋中國夢的內涵包括小康夢和大同夢。小康夢告訴世人中國邁向現代化的目標,而蘊含濃厚“王道精神”的大同夢則在宣告中國人的現代性需求的同時,明示中國的歷史和理想。
  第四,中國採取對日政策新舉措,將日本轉化為中國周邊外交與安全的助力。中國決不容忍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外敵欺辱,同時中國尊重各國人民,不謀求主宰亞洲。中國必須嚮日本明示,兩國關係僅僅依靠法律不能和解,必須實現歷史問題的和解,正視雙方政治文化的差異,真正實現正常化。可以想象,釣魚島問題將長期存在,兩國必須建立危機管控機制來穩定對抗,堅持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特別是1972年《聯合聲明》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的原則,避免使爭端擴大化、複雜化和國際化。中國應提升民間公共外交的作用,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繼續重視對日民間外交,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日本民意的傷害,堅信兩國關係終歸要好起來,讓中日世代友好成為兩國共識,並通過發展以兩國人民為本位的“公共外交”得以實現。  (原標題:用亞洲安全新思維實現中日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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